自強不息的氣象
來源: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| 作者:hhjjjcw | 發布時間: 2017-12-09 | 2746 次瀏覽 | 分享到:

  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都是歷史上著名的盛世。極盛時期的唐朝東起朝鮮,西抵咸海,南跨交趾,北盡大漠,縱橫數萬里,地域不可謂不廣大,國祚不可謂不長久。

  其實,盛唐之氣象不僅在于其地理上的廣袤和時間上的久遠,還在于其蓬勃向上的精神和自尊、自信、自強不息的朝代性格。

  隋末,中原大亂,曾臣服于大隋并奉隋文帝為“圣人可汗”的突厥進入了極盛時代,且一度反過來勢陵中夏,史稱“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”。不僅薛舉、竇建德、王世充、劉武周、梁師都、李軌等先后向突厥稱臣,就連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時也不得不交好突厥,派劉文靜出使突厥,引以為外援。唐朝建立后,突厥一方面屢屢派人索要財物,另一方面不斷入寇中原,擄掠人口、財物。貞觀三年(629年)底,唐太宗決定出擊突厥。次年,李靖在定襄以少勝多大破突厥,不久后生俘頡利可汗。

  自強不息,這正是一個鼎盛王朝的開國氣象。

  更加難得的是,大唐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不單體現在上升期,在其中后期也屢有出彩表現。安史之亂后,河西諸州淪于吐蕃之手,盡管如此,河湟人民始終未曾忘記身上流淌的是大唐的血液,時時想著重新回歸大唐。唐宣宗大中二年(848年),陷于吐蕃的沙州張議潮舉行起義,成功驅除占領軍,向朝廷進獻河西十一州版圖。至此,陷沒將近百年的河湟故地重新回歸朝廷,詩人杜牧躬逢其盛,在《河湟》一詩中對此稱贊道:“牧羊驅馬雖戎服,白發丹心盡漢臣。”

  相對于唐人創造多次令人驚異的壯舉、奇功,唐人身上這種堅韌、不服輸的精神或許更加令人感動。畢竟,任何制度和技術脫離了具體的人,脫離了人的精神,都將成為無本之木、無源之水。實際上,在世界歷史中的大多數時刻,只要沒有太大的內憂外患,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巔、執世界經濟之牛耳似乎更多的是一種常態,畢竟疆域狹促的宋朝一度占據了世界經濟版圖的半壁江山,甚至在鴉片戰爭之前,中國經濟總量也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。

  唐人這種積極向上的文化、高昂向前的民族精神在流傳至今的邊塞詩中也有著體現。“平明尋白羽,沒在石棱中”,描摹出了將軍之驍勇。“醉臥沙場君莫笑,古來征戰幾人回”,一種灑脫的英雄之氣躍然紙上。“男兒何不帶吳鉤,收取關山五十州”,投筆從戎的凌云壯志令人心動。“羌笛何須怨楊柳,春風不度玉門關”,將士們即便思鄉也沒有半點頹喪消極的情緒。

  中國在數千年之間之所以能連綿不絕、歷久彌新就源于其制度和文化上的延續性。近人章太炎在民族危亡之際力主弘揚國故、國粹,“以國粹激動種姓,增進愛國的熱腸”,他還具體指出國故在內容上主要有三個方面:語言文字、典章制度、人物事跡。可見,章太炎將典章制度作為我們民族的重要精神財富。

  縱覽中國歷史,任何一個朝代想要傳之久遠,必須要有一個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。一個朝代的制度往往決定著一個朝代的性格,并影響一個朝代的命運。周公在二次東征后,制禮作樂,奠定了姬周將近八百年的國祚。漢宣帝在總結漢朝家法時,提出“吾家自有制度,霸王道雜之”。后來的宋、清等朝代也紛紛將法度奉為行政的圭臬。

  具體來說,唐朝在隋朝制度的基礎上,融合了北魏、北齊(對應關隴地區),西魏、北周(對應山東地區),梁、陳(對應江左)等三大制度體系,探索實踐了一種新的制度,如三省六部制等。值得注意的是,唐人效法古人時,不是亦步亦趨、照搬照抄,而是效法其意,結合當下情境調適修正,主張得其意而舍其形。

  隋唐時期所開創科舉制度更新了此前略顯封閉保守的九品中正制。科舉制度暢通了階層上下流通渠道,給貧寒子弟保留了一個上升的渠道。既保證了公平、公正,也保證了朝廷選拔人才的需要,有助于社會的長治久安。這一制度不僅奠定了中國選官制度的基礎,還對現代文官制度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。

  在廣闊的地域和巨大的人口條件下,維持政治的統一,中國在全世界上是獨一家的。在大一統前提下實現國家的良善治理,在中國規模和中國治理經驗基礎上,形成中國具有原創力和獨特性的中國思想,尤其需要如烹小鮮般小心翼翼。這也是來自唐朝的一個重要啟迪。

  中原政權在長期與周邊社會接觸和交往中,形成了一系列原則和規范。唐朝對外實行睦鄰友好的開放政策,同時與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交往。在即位之初,有人建議唐太宗耀兵異域、振伏四夷,這為唐太宗所拒絕,相反他采用了魏征“修文德,安中夏。中夏安,則遠人伏矣”的建議。

  《論語》中說:“遠人不服,則修文德以來之,既來之,則安之。”在以利益攻伐相尚的國際叢林法則中,唐朝的對外政策更顯卓爾不群,也更具大國氣象。

  唐朝的制度文化對周邊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正如陳寅恪在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》中所一針見血地指出:“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,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,北逾大漠,南暨交趾,東至日本,西極中亞。”周邊國家積極從唐朝吸收先進文明成果,促進自身跨越性發展,高麗王朝開國之君曾說:“惟我東方,舊慕唐風,文物禮樂,悉遵其制。”日本大化改新也以唐朝典章制度為藍本。(朱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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